谈到当年参加考高，慧聪国际董事长郭凡生的脸上泛着微笑，间或陷入沉思，“那段日子太美了，如果时间可以倒回，我希望回到那段日子。”

    复员考大学

    1965年，郭凡生的大哥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学习成绩优异的郭凡生没有哥哥那么幸运，因为就在那一年之后，高考的大门就关闭了。

    郭凡生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属于老知识分子，文革期间受到了很长时间的批斗和冲击。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郭凡生依旧保持着很好的学习习惯，“家里孩子也多，管也管不过来，但是家里的环境氛围对我的影响很深。”

    在那样一个混沌的年代，郭凡生一直保持着向上的心态，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中学和市少年队的队长和主力球员。1974年底，部队来征兵，因为足球特长，他被部队选中，这也是求学无门的他无奈之下的选择。

    “我还清楚的记得，1976年，我们部队执行任务，运送木料，在北京大学对面停了一会车。我在校门对面的马路边，望着出出进进带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心想，我什么时候能到大学里面学习呢?”郭凡生说。

    当兵以后的郭凡生依旧保持着学习习惯，“在我们的连队，我拥有的书是最多的，有家中的藏书，还有哥哥姐姐寄来的和自己买的书，不夸张地说，我所拥有的书几乎相当于连队所有同志藏书的总和。部队里面鼓励学习，但是真正一直坚持学习的人很少。”

    1977年，还在部队的郭凡生得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非常兴奋。当时“部队的领导一直以为和以前一样，要推荐参加考试。后来，我在电视里看见，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高考，不再靠推荐，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复员回家参加高考。”

    此时的郭凡生已经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然而复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参军、入党等所有的事情，从来没有求父亲帮忙，我也知道他不会在这方面帮忙。而只有这回，我请父亲帮忙复员要参加高考。”郭凡生回忆说，父亲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去找了北京军区的领导，让他顺利复员，赶上了高考。

    而当时部队的情况都是托关系要求留在部队，像郭凡生这样，主动要求复员参加高考是很少的。郭凡生复员时对连队的同志说，“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回来。”当时同志们都不理解。几个月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郭凡生回到部队看望战友时，大家才明白了他所说的话。当时一位部队首长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推荐的一个个都没考上，而复员的倒考上了。”

    性情中人

    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只给郭凡生30元，“我的父母当时都已经是高级干部，每个月收入加起来有几百元，但只给我三十元。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穿着补丁裤子。”郭凡生笑着说。

    1982年，郭凡生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年纪轻轻就成为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战略组组长，“也不知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副手，在部队时没有当过副班长，而直接当班长；回内蒙古，也没有担任过副处长，副组长，也是直接担任组长职务。这一点和我父亲一样，他大学毕业就做了区长。”郭凡生自豪的说。

    1987年，郭凡生调到体改委工作，1990年，他离开体改委机关，正式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