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不守规则的观念不断被强化。他回忆说：“我觉得他们完全不懂中国市场，所以就不甘心听任达能摆布”，于是很多事情，“为了合资公司的发展，本人也只好干了”。

    而与此同时，“达能接手乐百氏后，数番折腾却效益日降，硬生生把一个大好企业搞到了亏损”，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博客里描述道。此景与娃哈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此后，在娃哈哈形成了这样罕见的局面：作为大股东的达能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的主动控制权。在派出的财务和其他人员被赶出娃哈哈以后，企业的决策和财务问题都由宗庆后做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获得足够利润的达能亚太区总裁杜海德只能大方地对媒体说，娃哈哈“仍然在宗庆后先生勤劳能干的双手的照料下。”

    极端者

    从行事逻辑上分析宗庆后与达能的反目，我们或许已经可以管窥宗庆后内心的真实想法:与达能合资中被加于的那些规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远远没有自己制定的规则好。那么，他又为何敢于冒商业社会的天下之大不韪，无视自己当年亲手签下的合资合同，而且如此理直气壮？这样一个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似乎连尊重合同这种最起码的商业道德都不遵守的“无信之人”，又是怎样20年来屹立不倒，甚至越走越成功的呢？

    或许，我们还要从宗庆后的人物性格中找寻更多的逻辑。

    “宗庆后至今说话行事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从来不管别人会如何考虑。”这位人士说。他认识宗庆后多年，有一个细节他印象非常深刻：宗庆后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抽烟。宗总是给自己点上一根烟，给对面的人递一根香烟。不长的谈话时间下来，对面的人面前已经摆着4、5支没有抽的香烟了，而别人没有抽烟这回事，宗庆后基本不会察觉。

    “宗庆后曾经说过，要做李嘉诚第二。”一位前杭州市政府官员告诉《商务周刊》，“他有很大的抱负，也有很强烈而直接的方法去实施。在他的心目中，没有试点这样的说法。”这位与宗庆后相熟的官员认为，创业以来，宗庆后就没有给自己留下过任何回旋余地，总是在强力、极致地推行自己的计划。

    在前述的两个例子中，宗庆后到中西部投资建厂，从论证到撇开达能实施计划，仅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非常可乐的上马同样如此，在1997年12月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上，还是一纸会议记录上的反对意见。到了1998年夏天，非常可乐已经投入了市场。原因很简单，因为宗庆后认定了。“我一直想做，现在有能力了，机会也来了，就一定要做！”在宗庆后异常宽大的办公室里，他曾经这样对《商务周刊》记者说。

    这种极端的性格，从创业之初就帮助宗庆后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功。1988年，宗庆后推出了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的第一个产品——娃哈哈口服液。一位当年参观过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的企业家说，当时娃哈哈的生产线，尽头是一个个大生产容器，用水煮着红枣等营养品，之后，加工好的液体，顺着一个简陋的贴着马赛克的水泥槽流到灌装处，女工们就开始手工灌装、手工密封瓶口。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异常简陋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并且依靠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实证广告”方式——让自己的产品拥有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此举立刻给娃哈哈带来了订单和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