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走向成熟发展的过程中，孕育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化名人、学界泰斗，这些科技巨擘、文人先哲、山林隐士、民间巧匠、学术大师，共同妆点了中国文化灿烂的星空，他们的故事也在文化典籍、艺术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他们的生命历程也开启着一代一代的后来者，在自己的生命历练中垦拓着人生的疆土。我们无法去开掘考证那些久远的历史陈迹，就像飘逝的记忆难以捕捉，但那些依然鲜活的生命智慧，如流淌不尽的源头活水浸滋着人们的心灵，却是提醒着后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这些文化巨擘的人生和思想世界中开掘着无尽生命的宝藏。但另一个方面，读万卷书还必须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没有经过接受者体验体味的知识是没有威力和效用的，而相反的来自个体生命的实践总结和体悟的真知，往往成为一种最高的人生智慧。

    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说：“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就会到你身边来。”所有这些先哲时贤的包含人生体验思考的议论，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体认中做出的珍贵总结提炼，后来者读得懂就可能受益一生，还有什么比得上这些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得出的教训更有教益呢。

    这些话似乎是扯远了，似旁逸斜出的侧枝偏离了主题，但牛根生今日的成就却就是这样由远而近，源自于人生经历中的挫折和生命的积淀。穷苦出身复杂的家庭，苦难磨难艰难缠结环绕的社会，在少小的人生路途上给了他别人无法体知的生命感悟。少年牛根生是这样炼成的：

    我来到世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变迁。

    1958年，我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当点小官，任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父亲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父亲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元人民币。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一元钱相当于一块现大洋。城市每人每月有5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元。

    买我的养父姓牛，职业是养牛，从此，我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养父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警察，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阴差阳错，文档上给了他一个虚拟的头衔——警长；养母当过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在旧社会里就飞机上飞机下。这样两个特殊的人，处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解放战争期间，身为官太太的养母曾把自己的财产广为散发，一部分直接送人，一部分作了寄存，东寄存一点，西寄存一点。20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养母领着我试图找回那些寄存的东西。人家不仅不认，还把我们母子俩轰了出来。过去的朋友，最终都反目成仇。没钱反而不会有这么多的仇人。你的我的，有钱没钱，河东河西，人情冷暖，在幼年时便给了我太深的体验，这是“体而知之”，不是“学而知之”。

    文革期间，养父养母被拉去批斗，并被责令扫马路。母亲病重，扫不了马路，就由我替她扫。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怕同学们看见后取笑，我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替母亲扫大街。

    我十四岁的时候，养母去世了；不满二十岁，养父也离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