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嘉准备申请一些耶鲁的贷款，担心不被批准，没想到耶鲁的老师对他说：“嘉，我们耶鲁的学生从来不需为钱担心，你要多少，说吧。”

    这或许是耶鲁一贯的自信—这里的学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

    让严嘉记忆深刻的是，针对学生贷款，耶鲁法学院还有一个政策，如果该学生毕业后因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年收入低于某一数额(1999年时为4.5万美元)，在校期间贷款一笔勾销。当然，耶鲁假设的是你的确在做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因个人能力不足，或是工作不够努力而导致收入不高。

    在美国，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克林顿

    1999年，严嘉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美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律师，第一年起薪9.8万美元。工作了一段时间，年薪突涨至12.5万美元，这大约相当于110万元人民币，要找出比这个行业收入更高的职业恐怕很难了。

    严嘉还记得当他被录用时，兴高采烈地告诉耶鲁的导师葛维宝(PaulGewirtz)教授，导师却说，“嘉，凭你的天赋，为什么不做大学教授呢，或者从政啊。”

    以收入为标准，做律师当然要比在美国当大学教授或者从政要高，但排除掉收入的因素，严嘉也很清楚，“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可以在美国成为很好的律师，但是不可能在美国成为克林顿”。

    日后的岁月对于严嘉来说，是每天穿得整整齐齐，在那个全世界聪明人最集中的华尔街，也是全世界资金流通规模最大的华尔街，和其他同样从名校法学院毕业的白人律师一样，为各种各样的白人解决法律问题。

    “有一天夜晚，我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旁边就是百老汇，正在上演热热闹闹的歌舞剧《猫》，对面是洛克菲勒中心，我一个人在泡咖啡，看看眼前，为了健康，喝的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倒进去的是没有热量的代糖，用的是植物奶，突然就觉得特别虚幻，很假的感觉。

    “我自己一路争取的就是这些东西，好的法学院，华尔街的顶级事务所，律师的职位，合伙人的未来，突然觉得很虚无缥缈，那个时候，我突然问自己，我在干嘛啊，那些华尔街的同事，上班说‘嗨！嗨！’下班各自回各自的家，其实你根本没有融入这个生活，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就像眼前这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那个夜晚，严嘉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黄皮黄心”的人，在这个“白皮白心”的主流社会里，你一定要冒充他们的律师，还要给他们解决问题，太不实在了。

    不久之后，严嘉离开华尔街，前往香港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也需要在华尔街有经验的律师了，2006年，严嘉下决心回到了上海。

    律师业是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

    14年光阴荏苒，当年的4位辩手早已各有际遇：“不温不火”的女辩手姜丰，8年央视主持人生涯后，飞往剑桥攻读博士。季翔和严嘉，先后前往美国深造，次第“海归”成为律师。蒋昌健则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