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发现自己不合适当秘书，自我意识太强，虽然表面上伺候人，但心里却很散淡。领导叫我去国外出差，我就想法不去，他去趟德国，我就跑到峨眉山，写了12篇散文。等他回来，我正在《海南日报》上发自己的文章，还是觉得要写自己爱好的东西。我对文学一直是非常钟爱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1988年到1995年，是我的创作高峰期，这七年里写了好几百万字。海南那地方，青春、阳光、眼泪、爱情、大海、思潮……创作的元素都齐全了。我在一篇散文里写道：这是一个见了它烦它，离了它想它的地方，既有椰风蕉雨、海水阳光，又让人常感酸楚。它像是远离大陆的一只船，漂在大洋里，感觉奇妙但缺乏归宿感。对于我这样一个祖居古长安的人，从一个黄色文化的地方到了一个蓝色文化的地方，每天太阳的暴晒，心灵的孤独，这种落差其实很大，所以就通过文字来抒发。回想起在海南的那段时间，也是我生命的黄金时期，从政当官、写文章，也有很多酸楚至今难忘。

    但我还是离开了海南，来到北京，那是1995年底，也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当时，我老父亲生病住院，可我身上只有5000块钱，还计划把孩子送出去。文人可能都是羞于向人借钱的。面对卧在病床上的父亲，我反复问自己，写小说你写不过贾平凹，当记者你赶不上范长江，不赚钱以后怎么办呢？思前想后，掂量再三，我决定下海从商。

    后来，和尤小刚聊天，他觉得我在海南的经历不错，让我写个关于海南的电视剧本，我就和写了《外来妹》、《福贵》的谢丽虹一块写了22集的剧本，名叫《潮涌海之南》，尤小刚付了我几万块钱的稿费。这是我平生做文人最大的一笔收入了。我想着不再回海南了，就把那边的工作辞掉，琢磨着一边写本子，一边准备做别的行当。

    正好，北京当时有好多海南来的朋友做地产，后来就跟他们干了。1999年，珠江的老板邀请我加入，三年之后我又到了现在的富力。

    去年，因为天津和北京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我开始对集团文化进行思考，所以又提笔写了些东西，用了半年时间，期间累了，就写点散文调剂一下。其实，文化要和别的东西结合起来才会产生无限的力量。任何一种经济行为，最终是要归结到文化上，任何一种经济行为没有强大的人文精神作为背景和支撑，也做不大。

    虽然钟爱文字，但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为多大的作家，就是想自己弄自己的园子，就自己的这块地，长白菜，长萝卜，只要我愿意。我这人就是这样，有理想，但欲望不是很强烈，包括对金钱和名利。我喜欢散淡一些的东西，写散文都是信手拈来的，这也是性情使然，我要追求自己的东西，写一些有感悟的，对自己心灵有撞击的东西。

    也许有一天，我闲下来，我一定会写一本关于地产圈的长篇来。